1949年5月29日，即上海解放两天之后，新华社发表经同志亲自修改、审定的社论《祝上海解放》，指出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的主要堡垒之一”。

　　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初心之地、光荣之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与帮助下成立的，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先进知识分子为最先觉醒群体、具有广泛国际联系、全国性革命政党。中国之所以是在上海创立，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长期将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与近代上海城市强大的集聚功能有关，与上海奇特的城市空间有关，与上海城市社会结构有关，与先进知识分子对于上海城市空间特点的清晰认识与自觉利用有关。

　　超强的集聚功能，是上海成为中国的初心之地、光荣之城的首要因素。选中上海作为中国发起地与一大举行地，与共产国际对于东亚国际形势的科学研判、对于中国城市结构的清晰了解直接有关。1920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公共租界熙华德路12号，今虹口区长治路177号)。这是共产国际指导东亚地区革命活动的核心机构，下设三个科，即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就空间距离而言，从俄国西伯利亚到上海，比到北京、天津远得多，北京还是当时中国的首都，但共产国际不是将此机构设在北京、天津，也不是设在另一个东亚大城市东京，而是设在上海。这凸显了共产国际对于上海城市地位的特别重视。

　　上海城市超强集聚功能表现在人口、资金、技术、信息等诸多方面。共产国际成立的1919年，上海城市人口245万，差不多是北京人口（85万）的3倍，天津人口（90万）的2.5倍，广州人口（160万）的1.5倍，已是全国特大城市，远东最大城市之一。上海工人阶级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

　　上海城市对于流动性较强的专门人才吸引力特别大，包括教授、文学家、艺术家（音乐、舞蹈、雕塑、绘画、书法、建筑、戏剧、电影）、编辑、记者、律师、工程师、医师、会计师等。近代上海这类人才的数量特别巨大。据估计，1903年上海有各色新式文化人3000名，1909年上升到4000人，1920年前后有8000人左右。这时的上海，已是全国文化中心，包括全国文化人才中心、文化生产中心、文化鉴赏中心、文化传播中心。上海每年所出新书，占全国新书约70%。这时的上海，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与西方联系密切，是中国输入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新伦理、新道德的前沿。这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为他们寻找、探索救国方案提供了新颖的参照系。这对于上海成为中国的初心之地、光荣之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包括新型文化人在内的海量人口来到上海，其动力机制有二：一是被上海优越的发展环境与创业前景吸引而来，这类人包括著名报人、出版人、作家、艺术家、法学家，也包括更多的普通劳动者，如李伯元、陈范、汪汉溪、杜亚泉、邵力子、廉泉、俞复、丁宝书、沈雁冰、郑振铎等。二是因思想激进或其他缘故为他处所不容，被驱赶到上海来的。这类人物，不同历史阶段均有。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又一批新文化人士进入上海。比如，江亢虎，江西弋阳人，在北京、浙江等地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驱逐，来到上海。施存统，浙江金华人，作文批判封建纲常名教，被当地社会视为孔教叛徒，不得已而来上海。俞秀松，浙江诸暨人，就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因宣传新思想被迫来到上海。陈望道，浙江义乌人，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因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被扣上“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罪名，被迫来到上海。沈定一，浙江萧山人，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因反对北洋军阀控制浙江，遭到通缉，亦来上海。

　　诸如此类，因不满军阀黑暗统治，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伦理、新道德，为当地社会所不容，被迫避地上海的志士仁人，不知凡几。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陈独秀，他自1898年以后，因求学或参加政治活动，时常进出、驻留上海。比较重要的有五次：第一次是1903年4月，他因在日本参与惩处清政府所派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行动，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来到上海。第二次是1903年5月，他在安庆领导拒俄爱国运动，遭地方当局通缉，星夜逃亡至上海。第三次是1913年，他在安徽参加反袁斗争，被当地叛乱武装逮捕，差点被枪毙，幸得友人营救，才潜逃上海。第四次是1915年，他自日本回国，谋求发展，回到上海，创办《新青年》。第五次，1919年6月,他在北京散发爱国传单,遭北洋政府警察厅逮捕，关了三个多月，随后避地上海。对于陈独秀来说，上海既是发展地，也是避难所。他来上海，既有上海拉力作用，也有其他方面的推力因素。

　　在拉力、推力共同作用下，上海成为各色新型文化人的集聚之地，特别是那些不满现状、具有抗争精神的先进知识分子，成了他们荟萃之地。正是在这些志士仁人中，产生了酝酿、参与中国创建的先进分子。

　　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来到上海，并不是随意居住某处，而是相对集中于法租界新区及其周边地区。1920年前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施存统、沈定一、陈望道、戴季陶等人的居住地、工作地，集中在老渔阳里2号、新渔阳里6号、白尔路三益里17号、望志路106号、环龙路44号、法大马路279号这几个地方，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杂志社、《》月刊编辑部、《劳动界》周刊编辑部、《建设》月刊编辑部、《觉悟》副刊编辑部，也都设在这些地方。这些地方，以顾家宅公园（一作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为中心，方圆不超过两公里。

　　他们之所以会集聚在这么一小块地方，主要原因有四：其一，法租界新区开发不久，系1914年以后开发，房价相对便宜，这对于那些身家不那么富裕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可以承受得起；其二，这一地块经过严格的整体规划，道路宽阔，环境优雅，学校、医院、公园等设施齐全，较为宜居；其三，这一地块公交系统发达，往来方便；其四，法租界比起公共租界，受法国文化影响较大，更加重视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对于不满社会现状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法租界较之公共租界，更适合工作与生活的需求。

　　江海交汇、铁路交集、公路四达的交通枢纽地位，发达的邮政通信，为上海城市集聚提供了便利。沪宁铁路于1908年全线年全线运行，加上各种近途远程的公路交通，上海陆路交通能力更为强大。两条铁路的建设，便捷了上海与内地的联系，也增强了上海城市的集聚能量。显然，假如没有沪杭铁路，一大最后的那天会议，就不会转移到嘉兴去召开。

　　清末民初，上海是中国通达欧美、日本等处最为主要的港口。清末数千青年留学日本，其中四川、陕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的留学生，大多从上海出发。李达、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等人，正因为留学日本，进出国门都经过上海，所以回国后留在了上海。1919—1920年间，先后共20批约1600人从上海出发，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来自全国 18个省， 又以四川、 湖南、河北为多。其中，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李、、陈毅、、李富春、王若飞等，都由此与上海发生了关联，归国以后都曾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虽然没有赴法留学，但他多次到上海送别湖南赴法留学生。1920年5月，他来上海欢送医疗器械企业萧三、劳启荣等人赴法留学。正是那一次，他在上海拜访了陈独秀，与陈长谈，讨论自己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深受影响，这对他日后的革命生涯，至关重要。

　　上海与国际国内邮政通信联系高度发达，这对中国的创立与活动，也有重要价值。到1920年，上海共有邮政支局24所，二等邮政局38所，邮寄代办所52个。邮递范围，远至世界各地、国内各省，近而市内各街区，邮递业务，除了信件（包括明信片），还有报纸、书籍、印刷品、挂号邮件、快递邮件、保险信函、包裹、汇兑、官署邮递、军事邮递、邮转电报等。中国成立前后，国际国内信息传播，主要通过报纸杂志，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与全国各地同志联系，主要是通过信件。没有发达、便捷的邮政系统，报纸杂志便无从散发，邮件便无从递送。

　　移民社会优化集聚质量，是上海成为中国人初心之地、光荣之城另一个重要原因。

　　近代上海人口80%以上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移民来到上海，所依赖的是由亲缘、地缘与业缘支撑起来的会馆公所。移民来沪以后，有各地在沪同乡机构来维系，形成大而以省区分，如广东人、福建人、湖南人、山东人之类；小而以府县区分，如广肇人、宁波人、徽州人等。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成为联系、管理最为直接的机构。上海会馆公所1909年为57个，1922年为228个，1930年为256个，为历年最高。这些同乡组织，多为在沪同乡寻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办理婚丧嫁娶之事。上海很多机构、企业存在优先录用本乡人的潜规则。湖南籍官员掌控江南制造局时，局中所招员工相当部分来自湖南，这也是湖南会馆设在邻近江南制造局的半淞园一带的重要原因。湖南人聂云台、聂潞生兄弟经营的恒丰纱厂，所培养或使用的工程师，是清一色的湘籍人，工人也大都是湘鄂籍。安徽人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在上海办的阜丰面粉厂，其员工有90%来自安徽。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此社会结构，使得上海有如一大超市，各地移民在此设摊经营。上海成为全国人之大舞台，全国成为上海人之大世界。各地在沪同乡组织，为各地来沪先进知识分子的相互联络、思想交流，进而为中国的创建与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优化了集聚的内涵。

　　前已述及，陈独秀多次驻留上海，均与其在上海的安徽同乡有直接关系。1913年8月，陈独秀在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亡命上海，杜门编写《字义类例》一书，聊以度日。他所依靠的，便是其在沪同乡汪孟邹。1914年7月，陈独秀单身前往日本，其妻小仍留上海，还是汪孟邹代为照顾。1915年6月，陈独秀返回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医疗器械企业，最重要合作伙伴，仍是汪孟邹。1920年，陈独秀在北京待不下去了，南返上海，住所是环龙路渔阳里2号，那里本是柏文蔚的寓所，后来让给陈独秀居住。柏文蔚与陈独秀，是从事反清活动的革命同志，都是安徽人。

　　上海为各地移民建立、强化乡谊提供了平台，便利了人利用同乡关系进行活动。一大代表中，有四人来自湖北，即董必武、李汉俊、陈潭秋与刘仁静。需知，这四个人在湖北本不相识，是上海这座城市把他们联结起来。李是潜江人，董是黄安（今红安）人，潜江、黄安相距甚远，李、董在家乡时本不相识，他们是在上海才相识、相知，由同乡变为同志。董与陈，也是在上海结识的。1919年6月中旬，陈潭秋作为武汉地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来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会后，陈来到湖北人设在上海的同乡组织湖北善后会，结识了董必武。陈比董小整整十岁，遂拜董为师，董引导陈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两年后，董、陈作为武汉的两名代表出席了一大。刘仁静是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学生，因参加一大，才结识董、李、陈等人。

　　同乡关系对于湖南人在上海从事进步活动，也有重要作用。1919年12月，向警予、蔡畅、蔡和森与母亲葛健豪，从湖南长沙来到上海，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抵沪以后，发现船票涨价了，原先所备经费不敷使用。葛健豪想到蔡家有个远房亲戚聂云台，湖南人，在上海经营纱厂。于是，找到聂云台，说明来意。聂当即资助800块银元，解决了四人旅费问题。蔡和森等人登船离沪时，聂云台还亲至码头送行。新中国成立后，蔡畅见到聂云台的儿子时还说：“我们家赴法国时，还欠你父亲八百元呢!”

　　1920年5月，来上海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5月8日,他和旅沪新民学会会员萧三、熊光楚等12人,来到半淞园举行会议,并讨论学会会务，留下了那幅极有影响的合影。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半淞园开会呢？这与旅沪湖南人居住特点有关。半淞园在上海城南，为当时有名的一所经营性园林。湖南会馆就在半淞园边上。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籍青年来上海以后，就寄寓在湖南会馆。

　　1920年在上海，还向章士钊借过钱，其中也有乡谊成分。章士钊与杨昌济是湖南同乡、好友，也是北京大学同事，此前在北京大学时便与章士钊熟识。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但赴法旅费有困难。、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到上海拜见章士钊，请其设法资助。章立即以二万银元付毛、蔡。以一部分资助学生赴法，一部分携归湖南充作革命经费。这二万元在当时堪称巨款，对于来说，可谓雪中送炭。1961至1971年间，每年正月初二，都派人送两千元到章家，表示：1920年你捐助二万元巨款，今天用我的稿费奉还。

　　城市体量巨大，人口五方杂处，使得近代上海成为异质性很高、流动性很大的陌生人社会，这为人从事地下斗争提供了一定的方便。1925年召开四大，地址选在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那里处于越界筑路地区，管理薄弱，是居民人口高度异质的地方。四大选择这样的地方举行，为的是便于隐蔽。郑超麟回忆：陈独秀常开会的地方是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里，大多夜里开会。有一夜，向警予说，很晚才开完会出来，弄堂里，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束一定有，但总不出来…医疗器械企业…”直到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我们出去之后，他才不谈牌经了。所说“三番”“听张”“七束”，都是上海线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上海地下党曾规定一条原则，即机关社会化，党的各级机关都以商店、住家、医院、写字间等形式出现，驻留机关和来往机关人的穿着、语言、活动等，必须符合公开身份的要求。住家要夫妻二人，进进出出的人也不能太多，商店来往的人可多些，与共产国际接头的机关是古董店，外国人来往不易引起怀疑。周恩来、向忠发的公开身份都曾是古玩商；的公开身份曾是商店经理，在浙江路清河坊开设过一家烟纸店。毛泽民、钱之光等领导的秘密印刷厂，从1931年春到1932年冬，更换了5个地方。还出现一批真同志、假夫妻的现象，也有的假夫妻日后变成了真夫妻。机关与个人搬家更是常事，这也是上海红色遗址、旧址特多的原因之一。回忆说：我们“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1931年5月，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面临严重风险。作为中央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在安顿好中央机关和其他同志转移以后，潜藏到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今四川北路1953弄44号）。这里是周恩来堂弟周恩霔夫妇的住所。这里处于越界筑路地段，弄内归中国警察管，弄外归租界巡捕管，具有典型的管理缝隙特点。弄堂一头通向四川北路，一头通向多伦路，弄内五条支弄并行，腾挪空间较大，这为地下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周恩来、在此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安全地转移出去。

　　华洋混处是上海移民社会另一个特点。近代上海的外国侨民，最多人数超过15万（1942年），超过其时城市人口的3%。1920年前后，上海外侨人口近3万人，来自英、美、法、德、日、俄等众多国家，其中俄侨有5000人。众多的外侨，特别是有那么多俄侨生活在上海，这对于中国开展活动，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等人在上海开展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发起组创办的培养党的青年干部的外国语学社，可以公开登报招生，维经斯基及其夫人，可以堂而皇之地授课，这与其时上海大街小巷生活着那么多的包括俄侨在内的外侨大有关系。

　　共产国际在上海设立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九江路14号）。这是苏俄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构，也是苏俄、共产国际在华的一个中转站和提供秘密经费的单位。苏俄、共产国际向其驻华代表、在华机构，以及组织及其他革命组织提供的经费，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这个办事处支付的。中国自创立之日起，到1927年以前的活动经费，绝大部分由苏俄与共产国际资助。所资助的资金，有卢布、英镑、美元、墨西哥元，还有贵重的珠宝、钻石，甚至还有。这些外币、珠宝，汇到或带到上海以后，必须兑换为可以流通的中国货币才能使用。在此情况下，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便显示出其特有的优势。

　　华洋混处的特点，也为中国人的地下斗争提供了方便。陈独秀在1921年、1922年两次被租界当局逮捕，狱外的同志都是利用租界与华界法律不同、巧为利用，最后使其获释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周恩来遭到追捕。他先是被迫转移到吴淞一处工人住家的小阁楼上，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根据党组织决定，与住进了礼查饭店。礼查饭店是上海公共租界最高级饭店之一，也是反动权力无法施展之处。周恩来在这里隐藏了一段时间，于5月下旬去了武汉。1973年9月17日，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陪同外宾，来到虹口，指着浦江饭店（礼查饭店改名），对陪同人员说：“过去这里叫礼查饭店，是公共租界里一座比较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住过，那还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第二天，补充说：“对!对!那可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呐，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以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着的是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联系。线

　　如果说，发起组成立以前，各地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的集聚是一种自发集聚，那么，发起组建立以后，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来到上海，则是一种自觉集聚。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推动下，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酝酿建党。6月19日前某日，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共五人，议定成立党组织，起草了党的纲领。陈独秀任书记。关于组织名称，陈独秀经征询并赞同李大钊的意见，定名为“”。诚如《中国上海史》所强调的，1920年6月在上海建立起来的，并不是上海地方性党组织，而是中国发起组（简称发起组），一开始就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

　　发起组成立以后，立即在党的组织建设、理论建设与政治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组织建设方面，包括建立各地支部、发展党员、培养青年干部三个方面。上海以外的各地党组织，都是在上海发起组的部署、联系后成立起来的，不少党员是陈独秀直接发展的。

　　培养青年干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1920年8月22日，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为书记，机关设在新渔阳里6号。二是1920年秋，开办了外国语学社，与青年团同一地址。外国语学社在自觉利用上海城市特点进行集聚的作用尤为显著。学社目的在培养干部，输送他们赴苏俄深造。学员包括湖南的、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李启汉、彭述之、许之桢、卜士奇，浙江的王一飞、俞秀松、梁柏台、汪寿华，安徽的蒋光慈、柯庆施、韦素园、吴葆萼、章人功，河南的曹靖华，累计有五六十名，他们留学归国后，大多成为早期重要干部。

　　理论建设方面，主要有三项：一是发行刊物，包括将《新青年》定为党的机关刊物，由发起组的成员担任编辑和撰稿人。创办半公开的《》月刊，介绍党的基本知识。二是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括陈独秀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陈望道所译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李汉俊译介的《马格思〈资本论〉入门》，李季翻译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等。三是拟定《中国宣言》，作为吸收党员的标准。

　　图一大纪念馆常设展《伟大的开端--中国创建历史陈列》，图为“初心之地光荣之城”全景沙盘，展示了从1921年至1933年中央机关在上海10余年间，党在上海召开重要会议、领导全国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遗址遗迹，形象直观地诠释上海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诞生地，以及“中国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的前期奋斗历史图景(图片由一大纪念馆提供)

　　中国的创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制度创新、思想创新，归根到底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创新。中国的创立，既是自战争以来历代志士仁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改造中国、振兴中华思想持续演进、升华的结果，也是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在诸多社会思潮中，经比较、鉴别与论争后理性选择的结果。上海巨大的城市体量，奇特的政治格局，既五方杂处又华洋混处的社会结构，为众多知识分子的汇聚，提供了难得的空间，为诸多思潮的产生、交流、交锋与交融， 提供了难得的平台。陈望道对此有生动的描述。他说，他与陈独秀、施存统等人，都是因为思想激进，为北京、浙江等地守旧势力所不容，最后“被赶拢来的”。到了上海以后，他们 “住得很近，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的必要” 。陈望道讲了四层意思，一是“被赶拢来的”，说明他们思想激进，为别处所不容，上海环境特别，可以包容他们；二是“住得很近”，点明了城市集聚的价值。三是“反复的谈”，指的是思想交流、交锋。这是一个明晰概念、廓清边界、辨明是非、权衡利弊的过程，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是一个理论创新的过程；四是“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的必要”，指的是思想交融以后，达成共识，将理论付诸实践，于是创建了中国。

　　在建党以后的峥嵘岁月中，中央机关有126个月，亦即累计十年半时间是设在上海。中国在上海举行过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第二次与第四次；还举行过多次中央全会，如三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四届三中全会，六届二中医疗器械企业全会、三中全会、四中全会。1933年1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机关被迫迁往江西瑞金，但上海依然是地下党重要活动地，党的统一战线重要实践地，党的国际外宣重要实施地，左翼思想文化战线主阵地、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地，党的诸多战略物资获得地，上海依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的主要堡垒之一。

　　那些风雷激荡的岁月里，上海人民反军阀，抗日帝，反内战，争民主，此伏彼起，呼啸向前。学生的呐喊，工人暴动的怒潮，市民爱国的抗议，响彻浦江两岸，震动中华大地。工运领袖刘华，被敌人逮捕后，面对种种利诱、毒刑，始终坚贞不屈，最后从容就义。铁骨英雄陈延年被捕后，虽受尽酷刑，但坚强如钢，大骂不绝，壮烈牺牲。赵世炎临刑前，整理好西装，系好领带，扣好纽扣，走到牢门口，回过头来，扫视难友，点头告别，一出牢房就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口号医疗器械企业。罗亦农就义前，写下绝命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林育南、何孟雄等人经受住敌人的严刑拷打，临刑前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万岁”等口号。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李白将关系着渡江战役进程的绝密情报及时发送出去，然后镇定地销毁密码，处置完各种后事，从容献身。一件件盖世壮举，一个个伟岸身躯，一幕幕万古壮烈，惊天地泣鬼神，书写了中华民族觉醒的不朽诗篇，增添了上海光明摇篮的灿烂华章。